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西班牙篇
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
一年以前，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这个社会，对年轻人太好了吗”？
它至少有两个维度值得进一步探究：除了物质主义，未来属于年轻人的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价值观是如何被构建的？如果传承给年轻人的是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价值观混乱、缺乏信任和尊重、犬儒主义泛滥、暴戾、愚昧、不知好歹……如果人类积淀的文明被漠视，那么，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对年轻人的好”。
另一个维度是现在看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会越来越引起担忧的问题：未来的公正体系如何建立或维持？其实它就是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提出的：人们普遍相信，“政治不平等比经济不平等更可怕”“代际之间的不平等比特定一代人以内的不平等更恶劣”；它也是威尔逊在 100 年前所面对的：如何在治理正在工业化的社会时，找出一个能让社会中所有人都同时受益的办法？
对于年轻一代未来所身处的世界，与工业化社会中利益重新分配、公正平等的社会真正形成相关。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出发的。
不可避免，它会遭遇转型这个概念。我们探讨的所谓转型，也是探讨我们的未来，如今和未来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
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可能用另一种语言体系来表达，比如“共同富裕”之路，比如对阶层分化、固化等各种问题的担忧和解决之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个所有人，包括主事者，都没打算回避的问题。
《好奇心日报》邀请了十几位学者、用十几篇文章来探讨“转型”这个大话题。我们希望，它们能给你带来一点启发。更为重要的是，每篇文章后都会有一个关于国家转型的推荐书单。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方便你进一步阅读和思考。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说：“人类最大的难题，是实现一个能够主持普遍正义的公民社会。”《好奇心日报》一如既往地相信这些报道有助于我们每个关心未来的年轻人进一步的思考。毕竟，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此之大，它值得我们为此动些脑筋。
以下是我们的第二篇，探讨的是西班牙的转型。
10 月 21 日，西班牙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宣布收回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权， 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并在 6 个月内启动地方选举。
20 天前，加泰罗尼亚地区举行了独立公投，超过 228 万人（即 43% 的加泰选民）参与了投票，其中超过 90% 支持独立。这是加泰罗尼亚历史上的第二次公投，赞成独立的投票率比 2014 年那次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但是，西班牙宪法法庭不久宣布该结果不合法。
两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局势十分严峻。《纽约时报》评论称，这是自 1970 年代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独裁统治结束以来，西班牙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考验。
佛朗哥结束西班牙的独裁统治是在 1975 年 11 月 20 日。那一天， 独裁统治西班牙 36 年的 83 岁独裁者逝世。两天后，由他 1969 年册立的储君、 37 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加冕，宣誓成为西班牙国王。
而从这一年开始，西班牙只用了短短 7 年时间，在国王、首相与社会等因素的共同促成下，开启并且成功地完成了卡洛斯国王宣称的“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进程”，成为 20 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耀眼的民主转型奇迹之一。
本文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本名叶菁。这位出生于 1969 年的学者，早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任职，曾经出任《财经》杂志的法律顾问，现在则主要从事宪政史与社会理论方面的研究。著有《法槌十七声》《闲思录》等。
他的这篇文章将详细探讨—— 40 年前西班牙那场成功的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在他看来，佛朗哥的远见、胡安·卡洛斯国王的坚定推动、首相苏亚雷斯的政治技巧、反对派的理性与克制、相对独立的司法所营造的稳定社会、适度开放的媒体、具有民主精神的宗教团体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正是这一切才组装起了一列装备精良、性能良好的西班牙民主转型高速列车，才能成功地摆脱专制后遗症下帝心引力的纠缠与干扰，顺利通过汹涌湍急的历史峡口，进入民主政体的开阔海面，直至今日。而今天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立公投运动，也正是 40 年前那场成功的民主转型时似曾治愈的痼疾复发。
萧瀚评介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关于西班牙转型的作品《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他认为，这本书因其详细全面的介绍并且分析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前因后果，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入门和必读书。
要理解现在加泰的独立运动，得回看 40 年前那场民主转型
最近，西班牙王国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独立公投运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其火热程度甚至已涉低度暴力。不言而喻，这已经引发了西班牙一轮新的宪政危机。对西班牙近现代史有所了解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这是 40 年前那场成功的民主转型时似曾治愈的痼疾复发。
1975 年 11 月 20 日，独裁统治了 36 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去世。 11 月 22 日，由他 1969 年册立的储君、 37 岁的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加冕，宣誓成为西班牙国王。在此后短短的七年时间里，西班牙开启并且成功地完成了卡洛斯国王宣称的“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进程”，成为 20 世纪世界政治史上最耀眼的民主转型奇迹之一。
即便如此，这场总体上实现了“不流血的、非暴力的民主化进程”，七年路途上依然波诡云谲，稍一不慎，改革的巨轮就可能倾覆甚至没顶。且不论巴斯克地区的武装恐怖组织埃塔（ETA）对民主转型时时刻刻的威胁， 1981年的特赫罗（Antonio Tejero Molina）上校“2.23”军事政变若无国王个人挺身挽狂澜于既倒，转型可能就此夭折，就是此前说服工人社会党、共产党汇入转型洪流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如任何一次成功的民主转型，西班牙的成功经验也是无数人勇敢与智慧的集体结晶。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研究西班牙历史 30 多年，尤以西班牙内战史的研究著称，与西班牙民主转型相关的著作，则有《民主在西班牙的胜利》（1986）、《佛朗哥传》（1996）、《胡安·卡洛斯：引领西班牙从专制走向民主》（2004）等著作，其中出版于 1986 年的《民主在西班牙的胜利》（即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中译本已由上海科学院出版社 2017 年 2 月出版，书名为《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译者为李永学），因其详细全面地介绍并且分析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前因后果，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入门和必读书。
《民主的胜利》的章节篇目就简要概括了西班牙如何从佛朗哥时代顺利过渡到工人社会党赢得大选执政的冈萨雷斯首相时代，这其中经历了六个阶段，即佛朗哥后期的布兰科拖延阶段（1969-1973）、纳瓦罗的挣扎阶段（1974-1976）、苏亚雷斯的协调阶段（1976-1977）、苏亚雷斯的民主黏合阶段（1977-1979）、苏亚雷斯谢幕的民主换新阶段（1979-1981）、冈萨雷斯的民主巩固阶段（1981-1982），这六个阶段中，有四个阶段是在佛朗哥去世之后发生的。
这六个阶段的民主转型历程是由佛朗哥时代形成的各派政治势力以及政治舞台上重要政治角色的理念与行动决定的，但更全面的转型过程则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包袱的成功减负。
漫长的转型，事实上要从佛朗哥上台前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说起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西班牙民主转型，事后看来十分成功，而且迄今都是稳定的君主立宪制，但它不是第一次民主转型，故而需要回溯到更早的时代才能看得真切些。《民主的胜利》一书并未涉及 1969 年之前的历史，但历史的延续性当是不言而喻的。
在雷蒙德·卡尔（R.Carr）主编的《西班牙史》一书中，塞巴斯蒂安·巴尔富尔（S.Balfour）执笔的最后一章就是从 1931 年写到 2000 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崭新的西班牙，与过去的和解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第二共和国的历史以及内战的历史、 36 年佛朗哥统治的历史，都是 1976 年开启民主转型时的西班牙所承载的重负，稍有不慎，这些历史重负就会让改革的列车车毁人亡。
西班牙自 1898 年在美西战争中惨败之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昔日的“日不落”荣光不再，内政也陷入经济低迷、政局混乱。 1875 年以来的立宪君主制由此遭遇危机，天主教势力和军方的轮流独裁都没能激浊扬清、振衰起敝。在遍地文盲的时代， 1887 年即开始实行的男公民普选权，不但没有能够使西班牙迅速走向民主，还因缺乏配套制度（例如独立而有权威的司法）而仅仅为寡头政治或独裁政治背书，甚至诱发民粹性的全面左右分裂。
经过 30 年的动荡政局，由现实所激发的激进共和运动越来越成为一股无人可挡的潮流，但另一方面，如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布林克霍恩（Martin Blinkhorn）在《西班牙的民主与内战》一书中所说的，“很明显，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君主专制政体无力以其现存方式成功地解决从‘寡头’自由主义向真正民主的艰难过渡。”其实，并不仅仅是王室没有这一能力，当时的任何一股社会力量也都没有这样的能力，于是，西班牙虽然没有立刻像 1789 年时的法国那样“权力掉在了地上”（法国历史学家泰纳语），但像一切动荡之所，缺乏健康力量主导转型过程的地方，最终都会被其中某个立场的极端派别所左右。
在西班牙，这一势力就是极左“共和”派。 1930 年 8 月，共和各派在圣塞瓦斯蒂安签署了一份旨在推翻君主制的公约， 2 个月后，左翼社会党加入“革命委员会”， 12 月，左派军官发动阿拉贡起义，虽未成功，但已足以震撼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政府于是决定推行选举和代议制。 1931 年 4 月 12 日的选举中，混杂了共产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左派势力的共和派大获全胜，阿方索十三世因为“不想再看见西班牙流一滴血”而自愿流亡，君主制终结。
1931 年 4 月 14 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革命委员会接掌政权，充任临时政府。这个名为民主共和实为极左翼的政权，由于推行了包括国有化、土地公有制、定额定时工资制、废除天主教等一系列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国内左右两端的进一步极化撕裂，同时，由于激进政策也并不容易推进，又进一步激起底层的不满，而缺乏司法权威的共和国对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右翼民粹主义者都缺乏行为管束的能力，左右两翼之间于是爆发了持续的暴力冲突，而且冲突的钟摆一直在中线的两侧大幅度回荡，共和国因此徒有其名。
1932 年第二次大选后，第一届左派政府下台，右派上台，执政两年期间，右派进行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政策调整，例如发还被充公的土地、释放之前因武装反叛而入狱的右派人士等，废除了前两年大部分的左派改革立法，这引起了左派的极大愤恨，分裂的左派因而集结组成主体为共产党和工人社会党的人民阵线，并在 1936 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执政。
1936 年 2 月 19 日，政权顺利交接后，极左民众要求新的左派总统阿萨尼亚推行更左的政策，在未能得到满意结果后干脆自行暴力抢劫，监狱中被关押的暴乱分子在狱中发动暴乱，新政府不但没有平息，竟然未经议会许可索性释放了他们，于是，新旧罪犯们抢劫富人财产，哄抢土地，而新政府再次发布文告，承认他们的行动合法。新政府对无政府主义暴力犯罪的怂恿与支持的同时，虽然也一直在呼吁各方停止暴力，但言行不一使得他们丧失了公信力，而这也终于彻底激怒了右派，他们开始呼吁军方出来维持秩序。左右双方都朝向极端发展，当时的西班牙已经无法让人保持中立，双方都极力撕扯，逼迫中间派别归附己方。恰在此时，一位左翼军官被右翼暗杀引发了左翼报复性杀害右翼著名议员卡尔沃·索特罗，右派葬礼集会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新政府开枪打死两人，这一事件导致右派对政府和议会彻底丧失信心，并直接促成了莫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反对政府的军事反叛。 1936 年 7 月 17 日，两位将军发表了一个声明后起兵向马德里进军，拉开西班牙内战的序幕。
正如西班牙历史学家博洛滕全面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巨著三卷本《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所展示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在政治上包括国有化、土地公有制等极左政策以及不肯服从法治的民间无政府主义左右民粹势力本身才是内战的罪魁祸首。
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残酷的战争成为世界内战史上最奇特的现象，即欧美的极左和极右势力都深刻介入西班牙内战，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极右翼，而苏联及共产国际以及全世界的左派则支持西班牙极左翼，西班牙成为一个国际战场，西班牙内战成为二战的预演。
内战持续了三年，至少有 60 万人丧生，更无论经济等所有领域遭受的可怕摧残。而在这一过程中，共和派内部的自相残杀尤其怵目惊心。亲身参与了西班牙内战的奥威尔，曾写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对于西班牙内战中所谓进步的共和派有过深切的怀疑，极左共和派在内战中大规模残杀战友的暴行让奥威尔深感痛心和反感，此书因此成为他后来创作《1984》的母体。至于所谓的第五纵队，原本一句军方的玩笑话，结果成了与斯大林大清洗相关的左派捏造物，成为共和派大量残杀战友（包括因此屠杀的 1000 - 5000 名狱中政治犯）的遮羞布，这也早已为严肃中立的历史学家们所公认。正如奥威尔所写的，所谓的共和派，行极权之实，进行残酷的内部自相残杀。反倒是似乎臭名昭著的佛朗哥集团，并无这样的自残之举——这或许也是他最终能够赢得内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佛朗哥：不止是独裁者那么简单，他做了什么？
德国记者瓦尔特·豪布里希曾在其著作《佛朗哥的与没有佛朗哥的西班牙政治》一书中将佛朗哥时代划为三期，“长枪党极权统治的开端时期（1939—1945 年），制度化的保守天主教时期（1945—1960 年）和技术贵族和开发规划人员的统治时期（1960—1973 年）。”（《佛朗哥的遗产——当代西班牙》第 20 页）
正是西班牙内战的复杂性决定了发起内战并且取得胜利的佛朗哥，在其僭政的上述三个时期里，一直实行严格的反共政策，至死不休。佛朗哥最看重的是秩序，第二共和国以来纷闹芜杂的民主政治不但没有让西班牙走上民主之路，反倒跌入厮杀的深渊。无论从其个人权力的巩固意义上，还是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意义上，这一历史都让佛朗哥对民主政治嗤之以鼻，并且深为戒惧，至少他会认为在他在世期间，民主政治是万万不可行的。再开明的独裁者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然而，佛朗哥并非不懂，经过内战的西班牙，社会裂痕并不会因为高压而消失，它只会蛰伏，并待机而动。佛朗哥在世时，依靠其军政府的铁腕，强行压制与取缔有组织的反抗，强行弥合那隐约可见的裂痕，一旦去世，这些裂痕可能就会被撕得血淋淋，顺着历史与当下的伤口血崩也并非不可能。
此外，第二共和时期还留下两个极其麻烦的老问题，即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地方自治问题。佛朗哥时代的高压政策所带来的虚假统一，在佛朗哥去世后，立刻被撕去伪装，成为此后民主转型进程中最棘手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暴力、暗杀等恐怖主义活动都与此相关，而且随时可能终结转型之路。
佛朗哥在世时，曾经通过其个人高超的政治手腕，避免了被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在他统治的 36 年里，西班牙保持了相对的和平，即使在二战后到 1959 年前孤立的十年里，西班牙至少也是稳定的。加入欧共体之后，西班牙经济开始现代化， 1963 年- 1973 年间，西班牙发展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GDP 水平一度排名世界第十一。经济的自由化必定促使政治自由化，以佛朗哥为领袖的极右翼团体“民族运动”其实只是个弱意识形态的松散杂烩，被佛朗哥组织化改造后的“长枪党”作为唯一的合法政党，与苏联东欧等共产党国家相比，也只是个同样缺乏强有力意识形态和组织能力的民粹杂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被分化。
佛朗哥时代后期，政治自由化其实已经暗潮涌动，佛朗哥集团也因此分裂，既有强势的军方以及像布兰科这样顽固坚持佛朗哥主义的技术官僚，也有像苏亚雷斯这种认为应当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家，同时还有更多随时准备改换门庭的风派。
1969 - 1973 年的布兰科内阁，以长枪党人为主要组成成分，“是一届为绞杀改革、粉碎反对派而特意设计的团队”（《民主的胜利》第 72 页，以下引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本书内容，仅注页码），布兰科因此遭到埃塔的炸弹刺杀而亡；随后的纳瓦罗内阁，在前车之鉴下，极右派已经意识到他们可能是“纯粹佛朗哥主义的最后一站”（页 82），阿里亚斯·纳瓦罗内阁甚至在 1974 年 2 月 12 日提出一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计划，包括“政治思想意识的开放”以及市长和地方官员的选举。由于纳瓦罗内阁本身的犹豫与游移，也由于当时巴斯克地区日益猖獗的埃塔暴恐行动，使得局势几度重回高压肃杀状态，改革难以推进。正如豪布里希所概括的，“阿里亚斯总理治下的佛朗哥政权最后两年的特点是:小心翼翼的自由化尝试的失败，经济增长的戛然而止，和警察镇压的重新强化。”（《佛朗哥的遗产——当代西班牙》第 20 页）虽然普雷斯顿下述看法有夸张之嫌，但也说到了上述状况之外的预备性结果：“阿里亚斯笨拙的改革和伴随着这些改革的重手镇压也驱使左派走向团结。这种团结以及支持团结的民众战斗精神，是民主化过程的关键。”（页 133）
于是，没过几个月，当佛朗哥去世后半年多，真正的改革就此启动。
胡安·卡洛斯：一位独裁统治者用 20 多年时间培养了一位能领导民主国家的君主，为什么？
了解了上述西班牙近现代史之后，或许才能明晰 1975 年佛朗哥去世之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十字路口，至少如普雷斯顿所说，“无论右派或左派政治家，都很少有人能够以任何程度的准确性预测这个国家此后十年的政治发展”（页 1）。成功的西班牙民主转型是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是人力和幸运相伴生的结果。社会底盘永远是重要的，如普雷斯顿所过分强调的所谓左派的团结一致是此次转型的关键要素，但正如诸多其他的历史时刻，精英阶层及其代表人物的观念、思想与行动，也都同样重要，尤其是转型时代中拐弯的那瞬间，精英们如何操作国家的方向盘，甚至可能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西班牙民主转型在任何意义上都展示了这一点。
1976 年 7 月 3 日，在枢密院主席、国王的导师费尔南德斯·米兰达（Torcuato Fernández-Miranda）这位宪法学家、律师的巧妙安排下，胡安·卡洛斯国王选中了苏亚雷斯当自己的首相，苏亚雷斯年轻但政治技巧娴熟，但在当时并不那么起眼。
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温和进程，国王做出这一选择所具备的人君素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佛朗哥执政期间着手安排的一个计划。保罗·普雷斯顿对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的叙述，事实部分并无出入，这些都是公开可查证的，但在与此相关的转型之前的历史叙述并不完整甚至有些看法可能存在偏见，例如他在《佛朗哥传》（《FRANCO：A Biography》）中就将佛朗哥对胡安·卡洛斯的培养仅仅视为是为了“驯服民主君主制的威胁”（to tame the threat of a democratic monarchy），然而，普雷斯顿的这一说法无法解释佛朗哥对卡洛斯王子持续二十多年的职业国王的培养。
早在 1946 年，佛朗哥就开始着手安排胡安·卡洛斯的未来，当时卡洛斯才 8 岁，经过与堂.胡安（卡洛斯的父亲，阿方索十三世的第四子，有王位继承权）的谈判，卡洛斯于 1948 年 12 月回到西班牙，开始按照佛朗哥培养一个未来国王的计划接受教育。 1947 年，佛朗哥确立了西班牙为王国，而不是共和国，但佛朗哥既没有自我加冕，也没有要让自己的后代做国王的打算，从他后来二十多年对胡安·卡洛斯的态度来看，佛朗哥的堂兄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Francosalgado-Araujo, F.）的《佛朗哥私人谈话录》中涉及关于培养胡安·卡洛斯的内容，可信度是相当高的。例如，书中说，佛朗哥非常明确卡洛斯王子要成为一名国王，必须是在西班牙而不是在别国（以此保证他不脱离人民）经过严格的现代教育，内容包括数学、军事训练、在三军服役、上大学以及与西班牙各界头面人物的接触、从政等专业的国王训练。
佛朗哥说，“如果胡安不准备让他的儿子受这种教育，或者他的儿子本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教育，王子就不必回西班牙来了，那就是说他愿意放弃继承王位的权利，我将对他不承担任何义务。……。如果你们认为我是在想把王子培养成为一个长枪党党员，这种看法我也不在乎。”（1954 年 12 月 20 日的记录）一周后，阿劳霍记录说堂兄来信发牢骚说从佛朗哥安排的教育情况看，自己简直不配做个父亲，佛朗哥因此说，“父亲教育儿子是一回事，培养王子治理国家又是一回事，如果他不愿意送他的儿子来，一位对君主制十分合适的王子就被白白埋没了。”（ 1954 年 12 月 28 日的记录）
在佛朗哥的安排下，成年以后的卡洛斯王子作为储君，到处游历，除了在国内“到处露露面”，还两次周游世界，其间交往了各国许多政要。 1969 年 7 月 22 日，佛朗哥正式宣布胡安·卡洛斯为自己死后的继承人，以及未来的西班牙国王。1974 年佛朗哥重病期间，卡洛斯王子代行元首职责 45 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之前，卡洛斯王子初涉政治事务时，佛朗哥并不让他过多地了解细节，以免他沾染独裁时代的行政恶习。
《佛朗哥私人谈话录》里记载了佛朗哥 1966 年 12 月 5 日的一段谈话，最能体现他殚精竭虑要建立现代君主制的坚定想法：
“西班牙不能实行共和政体，因为这种制度曾两度给我们造成了无政府的状态，这种情况现在还可能会再次出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所以议会刚刚通过了根本大法，并将在几天内提交公民投票来决定，共和政体巳经被排除，它不能作为我国政府的体制。君主派的毛病在于它总是分成许多支派，而每一个派别又由不同的亲王来代表。这是一些小集团，他们各自推选出自己的政治人物，但这种小集团已经过时了，它是十九世纪的产物，一切君主派都应该在民族运动的宗旨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便组成一个坚强的政党，作为新的和现代的君主政体的支柱，而任何人都没有胡安·卡洛斯王子所具备合法的条件和适当的素养来领导君主派，君主派的分裂有利于现政权的敌人，这对西班牙来说是最有害不过的。”
佛朗哥深惧西班牙近代史上的惨烈过程再次重演，从而力排共和政体，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这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他个人专权的借口，他选择君主立宪制作为西班牙未来的政体，以及对卡洛斯王子二十多年的精心培养是深思熟虑的，绝非权宜的独裁遮羞布。深思熟虑因而高瞻远瞩，使得西班牙在他去世之后的短暂动荡中能有一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领袖——国王，从而避免了重蹈 40 年前分裂与战乱的覆辙。
正是经过了佛朗哥二十多年的精心培育，西班牙才有了一位在佛朗哥去世后就立刻推动民主转型的国王，其意志之坚决，可谓全无犹豫，而同时，政治才能的培育，使得他有识人选贤的慧眼。没有卡洛斯国王，也就不可能有苏亚雷斯首相。据说，佛朗哥临终给卡洛斯王子的遗言是“让西班牙团结”，而卡洛斯也洞察此话的深刻用意，佛朗哥的去世使得转型具备了时机。转型过程中，一旦出现难啃的硬骨头，卡洛斯国王都会出手加持，举凡军方的稳定问题、加泰罗尼亚自治问题，以及共产党合法化问题，卡洛斯国王发挥的作用都是极其关键的，尤其是在 1981 年 2 月 23 日的特赫罗军事政变中，卡洛斯国王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终于度过这一可能导致民主转型流产的危机时刻。
苏亚雷斯：旧体制中改革派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普雷斯顿说，“对国王来说，苏亚雷斯意味着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位‘运动’的忠诚战士，但却将利用‘运动’的体系反对‘运动’本身，这会成为推动改革的开始。”（页 137） 43 岁的阿道弗·苏亚雷斯曾出任国家电视台台长和广播台台长，并且是佛朗哥“民族运动”的副秘书长。从政履历上的佛朗哥主义烙印让保守派欢欣鼓舞，将他视为自己人。事后表明，这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保守派的过度戒备。由于年轻、政治资历太浅，苏亚雷斯的组阁显得勉为其难，但组阁后立刻就投入了民主化转型大业，他通知新内阁，改革将以速度为基础，并且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承诺将在 1977 年 6 月 30 日前就政治改革举行公民投票并且进行大选。
时间非常紧迫，苏亚雷斯政府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件可能是西班牙百年历史中最重大的政治行动。苏亚雷斯具备两项杰出的才能，是转型政治所必不可少的。一是他管理媒体起家，有着杰出的电视演说才能，这让他能够通过电视演讲获得民心，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成为他的民意后盾；二是他极善于谈判与沟通，在极其复杂和艰难的环境下与人达成合作结果，除了不可驯服的巴斯克地区，他依靠这一能力让几乎所有反对派支持改革。民主转型的过程充分验证了他这两项才能的重要价值。
即使有国王撑腰，苏亚雷斯也是面临多方位的改革障碍。他既要面对老长枪党人以及其他佛朗哥死忠党羽的堡垒派势力，也要面对保守的军方，还要面对在民间蛰伏多年但目前已风起云涌的工人社会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势力，还要面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自治力量，其中尤以持续制造恐怖主义袭击的埃塔最让人头疼。
1976 年的整个八月份，苏亚雷斯政府都在与包括工人社会党党魁冈萨雷斯在内的反对派领袖们会谈，苏亚雷斯与他们建立了融洽的私人关系。工人社会党最后调整了之前发动人民彻底推翻佛朗哥体系的理想，表示支持立宪改革；通过间接的渠道，苏亚雷斯与共产党领袖卡里略开始接触，并且最终达成了改革共识，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化的同时，要求共产党修改党章，使之更和平，这一成果虽然一度让堡垒派和军方暴跳如雷，但它确保了苏亚雷斯和平改革的计划。
作为一个政治技术娴熟的政治家，苏亚雷斯也并不是只会打太极拳，在面对军方强势阻挠改革之际，苏亚雷斯当机立断，逼迫国防部长德.圣地亚哥将军辞职，而换上支持改革的梅利亚多将军。这一行动公然与堡垒派决裂，触怒军方，风险很高，但苏亚雷斯政府拖不起时间，如此干脆利落地楔入军队进行军改，一旦成功，军队也就能成为改革最重要的护航使者。后续的系列事件证明，这一行动犯险但正确。
所有改革的障碍都不好对付，但苏亚雷斯团队基本上都克服了，苏亚雷斯的个人魅力、政治亲和力、低姿态，尤其是善于私下会谈，包括在外界看来并不那么光彩的现实政治交易，都发挥了极大效用。苏亚雷斯与最大的民间左翼势力工人社会党的党魁冈萨雷斯达成改革共识，他与卡里略的会谈，使得共产党进行了自我改造、赞成君主立宪制，汇入改革洪流，虽然这个问题拖到 1977 年才解决；并且解决了右翼和军方的障碍。但是，即使以苏亚雷斯如此杰出并且获得成功的谈判与合作能力，他也未能完全解决巴斯克问题，以至于被普雷斯顿视为苏亚雷斯过渡执政期间的“最大污点”（页 173）但这一评价未必是中肯的，因为巴斯克问题的解决在当时的局势下，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几乎都不存在，苏亚雷斯政府不但没有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时间，也没有其他的必备条件。
1976 年 11 月18 日，西班牙议会以425（赞同）：15（反对）：13（弃权）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改革法案，12 月 15 日，改革法提交全民公决，78% 的选民参加了公投，并再次以 94.2% 的压倒性优势通过。
从 7 月 3 日苏亚雷斯被任命为首相到 12 月 15 日，仅仅不到五个半月的时间里，苏亚雷斯政府以及除了巴斯克地区和共产党之外的各方力量就获得了基本的联合，不能不说转型的效率神速。虽然保守派和在野势力的合作当然非常重要，但没有苏亚雷斯的个人作用及其内阁，这一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反对派：理性和克制是如何在一个动荡国家中成为共识的？
普雷斯顿说，“然而在 1976 年夏季，流血的对抗似乎依然是可能发生的。冲突并未发生，应该归功于阿道弗·苏亚雷斯及其顾问团的政治技巧和胡安·卡洛斯国王的勇气和决心，尤其应该归功于费利佩·冈萨雷斯、圣地亚哥·卡里略和其他反对派领袖的理性与克制。”（页 177）正如普雷斯顿对佛朗哥培养卡洛斯国王极少的给予了赞辞，也许是出于同样的意识形态偏见，普雷斯顿也过分拔高了西班牙转型过程中反对派的作用。毕竟这是朝野互动的结果，并非反对派一枝独秀的政治美德。
即便如此，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各个反对派的领袖及其成员们，总体上确实保持了理性与克制。罢工、学生运动，甚至爆炸、暗杀等恐怖袭击活动一直都此起彼伏，并且面对这些问题时政府行为也常常行止失措，旧体制下的暴虐时时复萌，反对派还是保持了很大限度的克制。
冈萨雷斯及其工人社会党是在野政治力量中最早看清大势，积极参与到民主化和平转型过程中来的，一旦确定了合作之后，工人社会党就开始了自身的改造与建设工作。当 12 月 15 日改革法案公投日即将到来之际，由于共产党当时还没有合法化，未能获得改革的入场券，工人社会党是否应当与共产党共进退就变得十分微妙——共产党原本是从工人社会党中分离出来的，当时大势下，工人社会党无论是否参加公投，公投都会通过，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抵制，必将自外于改革参与者之列，被边缘化，甚至其传统势力被别的政党比如人民社会党之类取代，因此，工人社会党最后只有保持沉默，选择了与政府的合作。
苏亚雷斯曾经声称，按照共产党目前的党章，他们绝不可能合法化。这是他向军方的承诺，而这一承诺显然埋了伏笔，即共产党如果改变了党章就可以合法化。所以，苏亚雷斯兑现诺言，允许共产党合法化是以其修改党章为前提的，堡垒派和军方暴跳如雷（达维加海军上将因此愤而辞职），大骂苏亚雷斯是骗子，苏亚雷斯终生不接受这一谴责。普雷斯顿认为苏亚雷斯是诡辩（页 170），这是不公正的，放弃暴力颠覆政权这样的党章修改，是对共产党性质的改造，共产党因此从一个暴力革命党转变为和平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以此为根据允许其合法化当然是一项民主政治之举。共产党的克制和理性并不仅限于此，在公投日临近的左右派互相暴力厮杀之际（先是共产党中的极端派先后绑架了两名政府官员，随后极右派报复性地杀害了五个人，其中四个是共产党律师），卡里略及其共产党一改以前针锋相对的传统，呼吁所有人保持理智和冷静。共产党在受害者葬礼上组织了规模极大的默哀活动，这一明智之举，既显示了共产党的组织纪律性又显示了其高超的政治德性，适时地打消了人民的顾虑，扫清了共产党合法化的最后障碍。
在解决加泰罗尼亚问题的过程中，最初，苏亚雷斯犯了思虑不周的错误。 77 岁高龄的流亡政府主席、加泰罗尼亚的精神领袖塔利德利亚斯，愿意与苏亚雷斯政府谈判，同时他提出如果回到巴塞罗那，欢迎仪式上要检阅加泰罗尼亚的武装卫队，但苏亚雷斯没有同意，据说是他没有明白这一要求的政治意义（页 196），导致他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即使如此，当 1977 年 7 月，塔利德利亚斯来到马德里与苏亚雷斯谈判时，苏亚雷斯爽快地承诺加泰罗尼亚将重获 1932 年已经获得的自治地位，而塔利德利亚斯也承诺加泰罗尼亚将忠于西班牙王国，承认国家统一，尊重西班牙军队。
直到最后，唯一没有解决的难题只剩下巴斯克地区，巴斯克地区的独立运动不像加泰罗尼亚那样有着比较统一的组织，而是散乱无章，内部四分五裂，既有巴斯克民族主义党这样较为理性的组织，也有激进的埃塔，甚至埃塔也有两个，一个是温和一些的埃塔-政治军事，一个是埃塔-军事，后者就是世界闻名的暴恐组织。与政府的理性谈判不但无法得到本地区其他势力的支持，还会遭到暴力干扰，所以巴斯克地区的自治问题没有能够像加泰罗尼亚那样顺利解决。埃塔-军事暴恐对改革的障碍，这一硬疙瘩直到 1998 年 10 月才宣告放弃暴力，但 14 个月之后，埃塔继续制造暴恐事件，杀害马德里的政府官员、以及巴斯克社会主义党的代表及其警卫。埃塔-军事至此逐渐丧失民意支持，成为人们一致谴责和反对的纯粹暴恐组织。
从转型过程中的上述谈判与合作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内战后的 36 年佛朗哥时代， 70 年代晚期的西班牙朝野各派在政治上已经日渐理智和成熟。虽然政治观点相互对立的少数极端人士依然时常付诸血腥惨烈的暴力对峙，但总体上，人们对暴力至少已经越来越谨慎和节制，人们更看重谈判、有原则的相互妥协、合作这些能够带来共赢的政治手段，而这些政治手段的背后无不彰显理性与克制的政治德性。
正是因为有了一位支持民主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位坚持民主方向前提下善于政治操作的政府首脑苏亚雷斯，以及具备理性与克制能力的在野力量，西班牙民主转型才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简明扼要地全面概括了西班牙民主转型成功的经典过程：
“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领导的政府控制了转型的过程，但是政府和反对派也搞了一场‘妥协的政治’，以便在制宪会议中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涉及新民主体制的宪法框架和就 1977 年 11 月所签订的蒙科洛协议（Pactof Moncloa）达到一致。在这一协定中所有相关的政党，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同意一项全面的经济纲领，其中包括限制工资、货币贬值、金融政策、增加公共投资、限制社会保障、税收改革、工会活动、管理国有企业和其他事项等等。”
政府、司法、军队、宗教、媒体，都为西班牙成功的转型做了什么？
在制度史上，被经济学家诺思称为“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历史惯性在专制转向民主的时刻，常常成为转型事故的主要原因。从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开始，直到现在，世界各国从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过程，都深受旧制度的纠缠和困扰。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班牙民主转型十分惨烈，极左政策导致内战，内战导致近 40 年的佛朗哥极右翼高压专制统治，但 1975 年开启的民主转型进程，最终脱离了专制的帝心引力，走向巩固的民主政治。
西班牙的这一转型成果因其耀眼的政治光芒，得到世人广泛称许和深入的研究。普雷斯顿的《民主的胜利》详细叙述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过程，其所摹写的这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给后人提供了比较清晰的时代镜头，但并未提取转型本身的关键性要素进行具有理论深度的探讨。因此，正如前文已经述及的，普雷斯顿并没有重视佛朗哥培养胡安·卡洛斯国王深远的政治意义，而仅仅停留在探讨其对自身权力稳定的价值。另外，除了分析各派政治力量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之外，普雷斯顿也没有能从佛朗哥政权已有的制度结构中寻找更具稳定价值的要素，比如司法权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专制政体转向民主政体，除了需要一定的观念条件、经济条件，比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中十分强调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中产阶级崛起，还需要与观念条件相匹配的政治技术操作能力。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让法国迅速进入一个稳定的共和国，而是混乱的秩序与反复易变的国体、甚至国际战争，因此，在大革命之后的 80 年里，法国生产了 14 部宪法，政局极度动荡，社会时常失序。究其原因，总其教训，都是因为转型的列车在历史弯道上转弯过急过猛，从而导致脱轨翻车。
共和国的条件其实十分苛刻，它需要人民自觉的自由意识与自由联合意识，松散型的联合特别考验政治领袖的政治德性。共和国中，迄今各方面运行得最好的依然是美国，但这是如白哲特《英国宪法》里解释过的，那是因为美国人“酷愛法律”，即其殖民地时代打下的坚固的法治基础。而在专制后遗症严重的国家，专制政体的解体，无法瞬间转入共和民主制之自由人自由联合状态。参与政治行动者普遍缺乏自由平等和平妥协合作等良好公共习性，而是保留了大量专制时代养成的恶劣习性，比如独裁、专制、等级、成王败寇、残忍好杀、不善妥协、不擅合作。一旦传统君主被废黜，就会出现各派政治势力逐鹿问鼎、残酷争夺独裁权力的政治甚至军事动乱。这不但无法建立共和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新专制。当年，托克维尔就曾准确地预言过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前文谈及的专制时代及转型期都缺乏良好的法治环境，无法培育准民主的政治文化土壤。法国如此，西班牙也如此，许多国家都发生过这些严重的政治事故。
从君主专制转向共和民主很难一蹴而就，稳定的民主政体也取决于诸多时空要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共和国转型，即使是那些相对成功的案例，通常也会伴随较长时期的转型痛苦。佛朗哥青睐君主立宪制，也是充分吸取了西班牙自身惨酷教训的一个决定，绝非其故步自封。也许佛朗哥的政权是令人憎恶的，但佛朗哥确立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远见却是老成持重、深具政治智慧的。君主立宪国家中，君主能够起到十分重要的政治稳定器作用，它既能够以特定血缘为基础的王室传统为依据，防止一般政治强人的僭位，从而消除纷争，又能够因其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不掌握政府实权而相对安全，还能够在国家出现宪法危机时稳定局势保卫宪法，发挥权力储备的作用。尤其是如果君主本人洁身自好，还能够成为社会的道德偶像以及国家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发挥国族凝聚力。至少在有君主传统的国家，这是比共和国更容易实现的国体与政体。
佛朗哥对于自己政权的过渡性特征是有自知之明的，他这一有远见的转型预备使得他死后的西班牙尽可能避免了再次发生 1931 - 1939 年那样的伪共和悲剧。除了培养未来的国王，佛朗哥政权还有一项重要的远见，就是对独立司法的暗中培育——这是未来转型必备的法治环境枢轴。西班牙著名法学家和社会学家 J.J.Toharia 曾于 1975 年发表题为《威权政体中的司法独立：以当代西班牙为例》的论文，得出结论认为，“总的来说，司法机构独立于政府的控制。……西班牙的法官是独立的，但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J.J.Toharia 也承认司法机构虽然在人事权上几乎完全独立，但在政治上依然受制于威权政府。然而这种受制主要局限于政治领域，正如司法机构的独立主要也局限于私法领域以及无涉政治的刑事司法领域（J.J.Toharia的论文显示，他所调查的 189 名法官，全部都是反对严刑峻罚的，当时西班牙的绝大部分法官都反对死刑，在 1964 - 1974 年的十年间，只有六人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普通法院则一个死刑判决都没有。）即便这是一种局限性很大、范围有限的司法独立，但其价值依然不可小觑。
可见，即便仅仅是局限于私法领域的司法，也能对社会的稳定发挥巨大作用，并且给予和平的反暴政力量合乎公义的保护。更何况在无涉政治的纯粹刑事司法领域，相对独立的司法也能够尽可能保持公正。这样的司法机构，虽然不能全面发挥其司法功能，在政治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与政治绝缘本身也是对司法本身的一种保护，以免在未来的政局中被恶性的政治斗争撕裂。这一被汉密尔顿视为既没有剑也没有钱的权力，其唯一的权威就来自于公正，而公正产生于独立。当一个社会各派政治势力都卷入各种斗争时，作为一种被动性权力，安静而相对独立的司法，至少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私产、相对有效地保护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防止社会全面失序，对过于激烈的社会运动起到降温作用，从而成为转型期的重要稳定力量。
佛朗哥在培养胡安·卡洛斯过程中，特别重视他在军队的服役，通过卡洛斯在三军的服役，在军队中建立属于国王个人的必要的威望，一旦军队介入内政纷争甚至发动军事政变，国王或许就能有效阻止。普雷斯顿详细叙述了胡安·卡洛斯在击溃 1981 年“2.23”特赫罗军事政变中的重要作用。这正是佛朗哥远见的成果。国王在军队中建立威望，目的不在于使用军队，而在于稳定地掌控军队，将其与内政隔离。这也是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权威与权力储备，以应对突发的紧急事变。
此外，西班牙的传统宗教即天主教的力量，也通过媒体对民主转型发挥巨大作用；而其他的世俗媒体本身所起作用是好还是不好，也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正如专事媒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美国学者 Richard Maxwell 1994 年出版的专著《民主的图景：西班牙电视、民族主义和政治转型》中所展示的，媒体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居功厥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推进器兼稳定阀。西班牙历史学家 Javier Tusell 也在其 2007 年出版的《西班牙：从专制到民主， 1939 年至今》一书中也曾多次强调天主教团体通过公共媒体传播民主的原则与精神，对和平转型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他同时认为，政治与经济的变化与媒体所起的作用息息相关。
佛朗哥的远见、胡安·卡洛斯国王的坚定推动、首相苏亚雷斯的政治技巧、反对派的理性与克制、相对独立的司法所营造的稳定社会、适度开放的媒体、具有民主精神的宗教团体等，所有这些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正是这一切才组装起了一列装备精良、性能良好的西班牙民主转型高速列车，才能成功地摆脱专制后遗症下帝心引力的纠缠与干扰，顺利通过汹涌湍急的历史峡口，进入民主政体的开阔海面，直至今日。
40 年前西班牙这场成功的转型，可以给后来者什么启示？
自 18 世纪以来，西方民主化浪潮一波接一波，在全球形成巨大的政治波纹，由于国情差异，各国追求民主化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二战结束以来，民主政治越来越成为某种普遍的世界性政治理想，这一现象既产生了很好的普遍追求的效果，但不可否认，它也一定程度上带来某些地方的政治大跃进。
不少国家与地区，在对民主政治欢欣鼓舞的同时，朝野各方并没有对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政治经济观念、政治实操技术以及政体组织形式、转型步骤与方法等进行深入了解与探研，政治行动鲁莽灭裂、操切随意，导致诸多不可控状态，使民主政体无法建立，或者刚建立不久就崩溃，回到新一轮的专制政体，总之欲速则不达。
世界各国不少政治学家长期致力于研究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崩溃的案例，但正如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那句著名的题语：“幸福的家庭幸福得相似，不幸的家庭不幸得相异。”各国民主转型的成败也类似。这些案例中有个显著特征，即君主制转向君主立宪，相比君主制转向共和制，往往成功率更高，经历的波折也会少一些。从世界各国转型历史来看，君主专制转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型之路一旦开启，往往会伴随着极度的社会动荡，重回专制泥淖也并不奇怪，甚至会走向最糟糕的极权国家，俄罗斯与德国都属于这种情况。
有些国家发现君主专制转向共和国不顺利，于是想改道再走君主立宪，但这通常比较困难，甚至也并无必要（比如法国因此动荡上百年，保加利亚曾一度想恢复君主立宪，也没有成功，而成为民主共和国），目前看来似乎也只有西班牙是最成功的，但这取决于诸多条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办到的。
西班牙从君主专制走向共和国，失败后回到威权政治，最后折回君主立宪，道路曲折，但结果异常成功。这一曲折的转型路线本身并不值得效仿，其最后成功也不意味着君主立宪是唯一选择，它只是对于西班牙来说，几种可能性中成功率最高的方案，而且确实也成功了。这一成功案例中，以西班牙本国而论，君主立宪这一国体与政体的选择固然是重要的，但作为一种经验，更重要的还是转型的具体路径、审时度势与恰到好处的步骤设计，以及具体的政治技术操作。
无论是胡安·卡洛斯国王，如普雷斯顿所言，“他是一位民主的国王，曾为维护宪法而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页 333），还是阿道弗·苏亚雷斯，“担纲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监督并完成了从佛朗哥主义的‘合法性’向民主过渡”（页 333），抑或其他力量，“所有的民主政党同心协力，搭起了宪法的框架和地区自治的结构。”（页 333），最后才克服了“军方的保守和极端民族主义青年的血腥阴谋——民主政权的两大死敌摆出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页 333）才有“ 1982 年 10 月 28 日的选举中，民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过渡结束了。真正的变革终将开始。”（页 333）
一言以蔽之，佛朗哥给卡洛斯国王的临终遗言“让西班牙团结”，不只是一句喷着唾沫星子可有可无的口号，而是唯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深谋远虑的政治准备以及临深履薄的政治操作完美结合才能获得的艰难成果。
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案例，是制度与社会良性变迁的巨大经验宝藏，但愿今天的他们能够再次从中找到解决加泰罗尼亚问题的方法。
（注：所有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原文标题为《西班牙民主转型：克服帝心引力的成功案例——兼评<民主的胜利：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
推荐书单
1.《民主的胜利: 西班牙政治变革的进程》
这本书讲述的是西班牙从独裁走向民主的曲折历程。从佛朗哥政权的瓦解开始，到卡雷罗·布兰科、阿里亚斯·纳瓦罗登场，再到苏亚雷斯和卡尔沃·索特洛时期，最后以三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结：共产党的合法化、 1981 年 2 月政变、 1982 年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选举，作者保罗·普雷斯顿爵士提供了理解西班牙社会变革的视角。在他看来， 西班牙民主胜利的关键既在于有意愿达成妥协的西班牙新兴民主政治阶层，也有赖胡安·卡洛斯国王在 1981 年 2 月政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保罗·普雷斯顿 （Paul Preston） 是伦敦经济学院（LSE）西班牙研究首席教授。他研究西班牙历史长达三十多年，著述丰厚，包括 《西班牙大屠杀》《西班牙内战》《佛朗哥传》《民主国王胡安·卡洛斯传》等。
“回顾过去，脆弱的民主新政权几乎每天都会遭遇它的双生死敌的考验：军事政变（golpismo）和恐怖主义。这让我开始对于自己究竟对这一过程有多少了解感到惶惑。与许多评论员一样，我曾经相信，以旧政权中的进步力量和传统的民主反对派势力的共识为基础形成的过渡过程，差不多可以像人们在心目中合情合理地希望的那样稳定。西班牙的民主能够在‘埃塔’（ETA）每天制造的流血事件和经常发生的军事政变企图下存活，这在某种意义上就证实了以上信念。”他在书中写道。
2.《佛朗哥私人谈话录》
这本书记录了作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 1954 — 1971 年间与佛朗哥私人之间的谈话内容, 反映了佛朗哥的思想，并记录了许多西班牙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是佛朗哥的堂兄，年长佛朗哥两岁。他曾经做过堂弟佛朗哥的副官、元首秘书处、武官处的处长等职。 1956 年以后，他主要是主持佛朗哥军机处的工作。 1975 年，萨尔加多-阿劳霍于马德里逝世，享年 85 岁。
“他（指佛朗哥）回答我说：‘一旦这样做符合祖国利益时，胡安将会放弃王位继承权。他的长子胡安·卡洛斯王子将准备进军官总校；虽然他不参加考试，但是还是要求他有关数学方面的知识，打下一个基础，然后才能在军校继续学习。’”他写道。
3.《西班牙内战: 革命与反革命》
作者伯内特·博洛滕（Burnett Bolloten，1909—1987）花了 50 多年写作此书。全书共三卷，他向我们展现了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派阵营的全面景象，颠覆了对于这场战争的一般认识。
具体来说， 博洛滕利用多年来广泛搜集的原始资料开拓了两大主题。首先，他深入而详细地描述了由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所引发的群众革命，让人们看到这场革命戏剧性地改变了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结构，尽管共和派阵营的一些党派煞费苦心地淡化其重要意义；革命委员会突然出现在无数个城镇和乡村，形成了主要由工人组织掌控管理的新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权力。
其次， 他证明，为争夺对左派阵营的政治控制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使西班牙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影响日增；他准确地记录了共产党人如何设法消灭或者兼并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人和自由共和派人士在内的左派对手；在苏联的威望和物质援助的支持下，共产党人几乎对公共生活的每个方面均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控制权；作者又细致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国际外交风云，从此角度论证了共产党人崛起之因由。
博洛滕是西班牙内战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出生于英国，早年不愿继承父业，到地中海地区旅行；至巴塞罗那时，目睹西班牙内战的爆发，以美国合众社特约记者的身份报道战争真相；战争结束后，至墨西哥跟踪采访数年；1949 年至美国定居，几十年如一日搜集内战史料，先后完成了《精心的伪装》《西班牙革命》《西班牙内战》三部著作。
“实际上，处于困境中的以自由主义的左翼共和派领导人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为总理的政府所采取的平息事态的各项措施没有一项达到目的，因此，在损害公民自由的情况下，大选过后所宣布的警戒状态月复一月地延长了下去，这是一种没有戒严令那么严厉的安全警戒形式。曰复一日，周复一周，暴力和喧闹的场面层出不穷：群众集会和示威活动；纵火和破坏，包括焚烧教堂和教会学校；查封党派和工会总部；没收和试图没收财产；聚众闹事并与警察发生流血冲突；暗杀和反暗杀。” 博洛滕写道。
4.《西班牙内战》
这本书描述了西班牙内战错综复杂的缘起，西班牙共和国的崩溃，以及西欧历史上唯一一场工人革命的爆发过程。作者斯坦利·佩恩（Stanley G.Payne） 不仅解释了西班牙革命的特点、环环相扣的共和派政策，也检视了佛朗哥反革命独裁统治的形成和内战的意义与影响。除此之外，他还从军事史的角度分析了战争本身及其在军事发展史中的地位，解释了民主国家的不干涉政策，以及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干涉行动的作用，总结了内战对欧洲事务的影响，并从比较学的视角将其置入 20 世纪革命内战的画卷之中。
和博洛滕一样，斯坦利·佩恩（Stanley G.Payne）也是西班牙现代史研究的权威。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著有 《西班牙共和国的崩溃，1933—1936：内战的缘起》（The Collapse of the Spanish Republic, 1933-1936: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佛朗哥和希特勒：西班牙、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Franco and Hitler: Spain, Germany, and World War II）、《西班牙：独特的历史》（Spain: A unique History）、《欧洲内战，1905—1949》（Civil War in Europe, 1905-1949）等。
“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10 年间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军事斗争，它不仅分化了西班牙，也在全欧洲和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场战争被人们赋予各种定义。左翼人士和许多自由主义者将它描述成‘法西斯主义对抗民主主义’‘人民对抗寡头’（或者‘人民对抗军队’）‘革命对抗反革命’，甚至是‘未来对抗过去’。不同时期的右翼人士和保守派则称其为‘基督徒对抗无神论者’‘西方文明对抗共产主义’‘西班牙对抗反西班牙’‘律法与秩序对抗颠覆破坏’的斗争。上述种种标签截然相反，但并非总是互不相容。西班牙内战极其复杂且矛盾重重，因而这些标签固然不尽准确，却多多少少反映了部分真相。”他写道。
5.《西班牙旅行笔记》
这是著名作家林达在西班牙的游记。面对西班牙既充满异域风情而又绚丽多姿的历史、艺术、人物和宫殿、教堂、城堡等文化精华，林达在描述其无与伦比的人文及艺术价值外，更把上千年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糅进漫游的行程，使帝王将相、战火烽烟、山川景物，尤其是它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贯穿于全书，不但能让读者领略西班牙迷人的风貌，更能深入西班牙幽深的历史，洞悉它深刻而富于启示的社会演化过程。
“从 1898 开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寻国家富强之路，走过了一百年的坎坷。他们废黜了国王，却换来了国家混乱。他们从欧洲引进了各色思潮，却导致民众分裂。他们想走强国之路，却在左右极端之间振荡，他们想复制一场十月革命，却复制了一场内战灾难，换来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独裁统治。终于在佛朗哥死后，用短短几年时间，顺利完成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林达在书中写道。
6.Franco : 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这是前面提到《西班牙内战》作者斯坦利·佩恩（Stanley G.Payne）的又一本著作。它是一部关于佛朗哥的传记，介绍了佛朗哥的一生，也解释了为什么佛朗哥成为了一个独裁者？他又是如何成功领导西班牙内战的胜利来巩固他的政权？等重要问题。
7.Juan Carlos of Spain: Self-Made Monarch
毫无疑问，胡安·卡洛斯国王是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人物之一。这本传记讲述了他的早年生活，到成为继承者，到推动民主化，再到成功建立君主立宪制等详细经过。
作者 Charles Powell 是个出生于 1960 年的历史学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专门研究西班牙的转型问题。毕业后，他先在牛津大学任教。 1997 年，他搬到了西班牙生活和工作。他的最近一部作品是 El amigo americano. España y Estados Unidos: de la dictadura a la democracia （2011），讲述了 1969 — 1989 年间美国和西班牙关系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发生的重要因素就是西班牙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
8.Juan Carlos: Steering Spain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这本也是前面提到的《民主的胜利》作者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的又一本作品。
和 Juan Carlos of Spain: Self-Made Monarch 一样，它也是关于胡安·卡洛斯国王的传记，两本可对照着一起阅读。
9.Spain: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相比 1987 年出版的《民主的胜利》，这是比较新的一本关于西班牙转型的专著，出版于 2011 年，涵盖了 2004 年发生的马德里爆炸案等新近重要事件。
这本书的作者 Javier Tusell 不仅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还从过政，当过议员等等。值得一提的是，画家毕卡索的名作《格尔尼卡》正是在 Javier Tusell 等人的努力谈判下，才从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重返西班牙。
10.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Spanish Reportage
这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关于西班牙转型前后的报道集。作者 Anatoly Krasikov 是俄罗斯人，出生于 1931 年，曾是俄罗斯塔斯社（TASS）记者。
11.Symbol and Ritual in the New Spa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fter Franco
这本书研究了在后佛朗哥时代，文化在社会变迁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具体来说，它的象征和仪式如何塑造人们对于西班牙作为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认同？
作者 Laura Desfor Edles 是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社会学教授，著有 Cultural Sociology in Practice 等。
12.Making Democratic Citizens in Spa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Popular Origins of the Transition, 1960-78
无论是萧瀚的文章，还是前面几本书，都比较强调政治精英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Making Democratic Citizens in Spain 这本书和下面的 Making Democracy in Spain ，则主要从公民社会角度探讨西班牙的转型是如何发生的。
Pamela Beth Radcliff 认为， 1960 到 1978 年间，西班牙的公民社会给威权政体带来了压力，促其崩溃和转型，也为后来民主社会的巩固殿下了基础。
Pamela Beth Radcliff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之前出版过好几部关于西班牙的作品，包括 From Mobilization to Civil War: The Politics of Polarization in the Spanish City of Gijon, 1900-1937 、 Contesting Spanish Womanhood, a collection of scholarly essays co-edited with Victoria Enders 等。
13.Making Democracy in Spain：Grass-Roots Struggle in the South, 1955-1975
这本书讲述了 1955 到 1975 这 20 年间，从社会运动角度考察，公民社会的抗争怎样为最后西班牙民主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比如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要求之下，普通公民采用了什么样的个人网络和政治策略参与抗争？等等。
作者 Joe Foweraker 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过去的很多著作都是关于拉丁美洲的公民权利和社会动员等方面的研究，最近则主要从事民主化的比较研究。著有 Popular Mobilization in Mexico: The Teachers' Movement 1977-87 、 The Struggle for Lan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Pioneer Frontier in Brazil from 1930 to the Present Day 、 Citizenship Right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Comparative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 Theorizing Social Movements 等
14.The Spectacle of Democracy: Spanish Television, 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最后一本书的切口比较小，试图探讨媒体在西班牙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作者 Richard Maxwell 认为，在塑造民族主义和认同的过程中，媒体施加了重大影响。他现在是西北大学广播影视研究的副教授。
（注：每本书的具体介绍由编者所加，不代表本文作者观点。）
这是国家转型系列的第二篇，第一篇请点击下划线阅读《100 本书，20 个国家的故事，十几个学者，帮我们了解国家的转型：东欧篇》。
题图来自：维基百科
现如今坏人已经可以列出 18 种，他们擅长的东西你都不要信 | 好奇心研究所
生殖意识的产生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
全球时尚消费者五分之一都在中国，那这 6 个问题值得讨论
- 关注好奇心研究所，与有气质的你共勉高尚趣味 -